北京城市副中心,你了解多少?

南老师的博物小馆2021-09-12 16:13:20

展览名称:畿辅通会——通州历史文化展

展览时间:2018年5月16日—7月22日

展览地点:首都博物馆






“云光水色潞河秋,满径槐花感旧游,无恙蒲帆新雨后,一枝塔影认通州”,这是清代文人王维珍笔下的通州。漫步通州,每一处古迹、每一处地名都向人们表明,它是个有城、有水、有漕运、有故事的城市。在古代,因为处于通途之上,它是北京城的东大门;因为漕粮的缘故,它是北京城的生命线;因为运河的缘故,它又有了很多运河城市的特征。

邈远时代

通州,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,北京市的东南部。区域内河渠纵横,池沼广布,有“九河下梢”之称。这种自然环境对于早期人类生存形成某种程度的挑战。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逐渐提高,通州地区的文明才相应发展起来。跟其他地区早期的文明类似,通州地区渺远时代的历史遗存也是断断续续。例如,在宋庄镇尹各庄村发现古树、莲子、菱角、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遗骸,在菜园等地发现零星石器,在中赵甫发现燕文化的青铜器等等。


(一)考古文化时期

通州早期的文化遗存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在通州区宋庄镇菜园村、三间房、梨园镇半壁店村等地出土了部分石器,种类有斧、铲、凿、研磨器等。石器加工工艺包括磨光、穿孔。宋庄镇菜园村还发现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细砂泥质灰褐陶鬲,其年代属于商周时期。菜园遗址表明商周时期通州地区出现人类活动并从事农业生产。


石器

商周

通州区菜园遗址出土

通州区博物馆藏


袋足灰陶鬲

商周

通州区菜园遗址出土

通州区博物馆藏


(二)燕文化时期

西周初年,召公封燕,燕文化逐渐成为北京地区的主流文化。就通州地区而言,1981年在中赵甫村西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中型墓葬,出土了青铜豆、敦、鼎、匕、匜、勺、戈、剑、镞、刻镂刀、削刀、车马器、带钩等共计31件文物。鼎、豆、壶、盘、匜等为燕文化的典型器物。另外在于家务乡东垡村、张家湾镇南火垡村、潞城镇古城村、永乐店镇德仁务村也发现战国墓葬。


三犀铜鼎

战国

通州区中赵甫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这件三犀铜鼎圆腹,圜底,附耳微外撇,蹄足,盖微隆,中心一环钮,外围三卧犀。腹部装饰蟠螭纹,口沿外侧有秃棱一周,使口部形同子口。盖饰变形的蟠螭纹。匕,大小、形状和纹饰基本相同。为椭圆形,靠柄处向上翘;直柄,上宽下窄,装饰有兽面纹、勾连云纹。匕与柄合铸一体。



灰陶鼎

战国

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务村出土

通州区博物馆藏



马头带钩

战国

通州区南火垡出土

通州区博物馆藏


山云纹半瓦当

战国

通州区潞城镇出土

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


瓦当置于大型建筑的顶部。山云纹瓦当的当面以两道山形纹示重峰,山峰两边各填两条小卷云纹。这种器物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燕国统治区内。 

秦汉变局

公元前221年,秦灭六国,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帝国。秦代结束了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局面,创立皇帝制度,在统治区域内推行郡县制,废除封建,“不立尺土之封”。汉兴,延续秦的制度,通州地区设立了县治所——路县。


(一)地始有名

据史籍记载,最晚在汉高祖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,渔阳郡已设置有路县。取名“路”,大概是道路四通八达之意,这是迄今所知通州域内行政建置的开始。路县故城位于今潞城镇通州区胡各庄乡古城村东北。夯筑土城,城为方形,周围7里。清时,遗址尚完整,高五六尺,西北角遗堞高至丈余,光绪年间洪水冲淹,城大部倒塌。2016年为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,对路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。路县故城的形制和大小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。作为凝固的历史,它对探索汉帝国政体中基层行政区建设、社会架构、管理机制、组织形式等均具有重要价值,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。因此,路县故城考古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。


陶俑

通州区潞城镇出土

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


灰陶圈

通州区铺头畜牧厂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陶鐎斗

通州区潞城镇出土

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


陶耳杯

通州区潞城镇出土

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


耳杯,又称为羽觞、具杯。饮酒器。在实用器中,耳杯以漆器为多,铜质耳杯有少许,满城汉墓还出土过一件玻璃耳杯。富贵人家使用的耳杯常常镶或鎏金属。西汉耳杯的耳部常常微微翘起,高于杯口,东汉耳杯的耳部与杯口齐平或低于口部。


陶仓

东汉

通州区潞城镇出土

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


这件陶仓倒梯形,上宽下窄。上端有一方形孔,利于粮食透气防腐烂。仓壁上贴附衔环铺首,以及表现出行、劳作等日常生活场面的泥塑。


(二)重镇附县

秦汉以来,北京地区成为帝国北方的缘边重镇。通州作为北京地区郡治下的属县,两者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当防守时,作为军事堡垒相互支援,共同抵抗来自北方的敌人;当进攻时,又作为中原政权用兵北方的前沿后勤基地。中原政权衰微时,又可能相继陷落,成为民族融合之处。


铜弩机

通州区北京土桥砖瓦厂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鸭形三彩盂

通州区次渠出土

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


水陆之要会  畿辅之襟喉

辽会同元年(938年),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,为辽五京之一;金贞元元年(1153),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,称中都;至元九年(1272),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,元大都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。“京师乃天下之都会”,城市规模扩大,人口不断增加,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。北京城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,通州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“水陆要会”,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。


(一)辽京辅邑

辽会同元年(938年),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北方新兴的契丹政权,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,北京城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变为中国北方政权的都城,通州作为辽南京的辅邑带上浓重的辽文化特征。

通州南部的延芳淀,地势低洼,历史上河流交汇、湖泽广布。自唐代以来,北方进入历史上的温暖期,降雨频繁,低洼的地势易于形成积水。每年春际,候鸟迁徙,成群的天鹅栖息延芳淀中。辽代时期,帝王四时各有行在之所,形成“四时捺钵”的制度。辽代中期,延芳淀成为春捺钵驻地之一。每年春猎,卫士们身着墨绿衣衫,手持链锤、鹰食、刺鹅锥,击鼓惊鹅,待天鹅稍离水面,辽帝亲自放飞海东青擒天鹅,并将头鹅献给宗庙祭祀。


黄釉马蹬壶

通州区侉店公社后榆林庄大队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黄绿釉陶舍利塔

通州区麦庄塔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(二)漕运通济

金天辅七年(1123年,女真人攻克辽南京,随后根据与宋的海上之约将之交给北宋。两年之后,金宋关系破裂,女真人重新攻占北京地区。金天德三年(1151年),金海陵王完颜亮于潞县城西约八里处,置通州,取“漕运通济”之意。金兴定二年(1218年),通州辖潞县、三河县两县。从此,通州取代潞县,成为金中都城东部的重要门户。


定窑刻花小碟

通州区关公社三间房村砖瓦厂金石棺墓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(三)民有系命

元定都北京。从元代开始由于“去江南极远,而百司庶府之繁,卫士编民之众,无不仰给于江南”。通州成为京师漕运大动脉上的关键之处,北京与通州之间形成了“民有系命,馈饷是倚”的关系。据《元史》载,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(1283年)至元文宗天历二年(1329年)的47年中,从江南起运的粮食总数约为8290余万石,最多年份是元文宗天历二年(1329年,漕粮运输多达350余万石。为漕粮存储和转运,元代通州设有13座国仓:有年、富有、广储、盈止、及秭、乃积、乐岁、庆丰、延丰、足食、富储、富衍、及衍。

白浮泉位于今昌平区城南街道化庄村东南,郭守敬修白浮堰,引白浮泉、一亩泉,经瓮山泊入元大都城水关,南折济通惠河,连通元大都与通州的漕运。

通惠河上置24座闸坝,节水以通漕运。技术上通过设置闸坝、斗门,一启一闭互相配合,在河道坡度较大的地方,使水量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,以便行船,相当于现代的船闸。

元代除了运河漕运还有海运。海运的兴起使祀奉天妃的习俗也传到北京地区。天妃信仰起源于北宋中期,起初只是区域性的民间海神崇拜,到元代,祭祀天妃成为海运官员的一项重要活动。通州历史上有三座天后宫,建于元代的就有两座。一座位于城内东北隅,贡院北,元至正三年(1343年)建。民国初年在贡院旧址建小学时拆除,只留下天后宫地名。另一座即是里二泗村的佑民观。


白瓷盘

通州区潞城镇出土

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


天庾正供  商贾辐凑

明永乐迁都北京,通州再次承担其京师粮食命脉的作用。明代人评价通州称:“国家奠鼎燕京,而以漕挽仰给东南,长河蜿蜒,势如游龙,而通州实咽喉之地,我明之有通,如唐之有灞陵,宋之有卫源,其烦剧一也。”明清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,水陆交通要会,对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产生了巨大作用,故而又有“一京、二卫、三通州”的说法流传。


(一)神仓重地

明清两代都非常重视对通州城池以保护漕运粮食。明初修筑通州城,在元代通州城的基础上南扩,形成了所谓的通州旧城。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为了保卫大运西仓,在旧城西营建了通州新城,新旧城相接。嘉靖四十三年 (1564 ),为了加强漕运和仓储的护卫,顺天府尹刘畿修筑张家湾城,城外建有皇木厂及入京大道。乾隆三十年(1765),拆去了新旧城之间的墙垣将两城合二为一。

通州旧城北部呈尖角状,南部呈方形。通州谚语说:“通州城,好大的船,燃灯宝塔作桅杆,钟鼓楼的舱,玉带河的揽,铁锚落在张家湾。”通州旧城 “船型”格局形象地反映了通州的漕运职能。


京鲁段运河图

通州区博物馆藏


京鲁段运河源流图画轴长卷,是体量较大的运河地形图,描绘的是从山东台儿庄到北京段运河流域内的城池和闸口的分部 ,是一份形象的档案,此画曾流至日本,后由国人收藏回国后几番辗转最终捐给通州博物馆,这段曲折的经历让我们更加珍惜这幅图画。


(二)最称繁盛

漕运为通州带来了繁荣。通州的城池得到建设和修缮。城内遍布管理漕运的官府衙门和粮仓,商人们也聚集在此。它的繁荣,从其他时期考古工作出土的精美文物上也能窥见一斑。

由于漕船远来,在通州人地生殊,难免受到刁难与拖延,甚至舞弊肥私,于是各省布政司或巡抚衙门,粮帮盐帮组织,纷纷在通州设立漕运总局或漕运会馆,负责交纳漕粮。外省商会会馆建在通州的,以山西人所建的会馆最为著名,不仅在州城,在张家湾亦有会馆组织。


金嵌玉花卉头簪

通州区徐辛庄公社草寺大队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白玉小马

通州区张各庄大队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黄玉皮小兽

通州区张家湾公社大队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陶三彩麒麟蜡台

通州区永乐店农场明墓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兰料开光粉彩花鸟扁壶

通州区西集小学出土

首都博物馆藏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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