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首届北京东岳庙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

民大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2020-10-17 13:19: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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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讨会记要


2018年5月12日上午,首届“东岳论坛”——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会议由北京市道教协会主办,北京东岳庙承办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、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,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凤林,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、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黄信阳,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吴诚真、黄至安、赖保荣、张金涛、黄至杰、吉宏忠,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莎,原国家宗教局一司副司长李寒颖,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刘先传以及其他地方道协、道观,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共近150人参加,大会由中国道协副会长、北京东岳庙住持袁志鸿道长主持。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作了《发扬道教优秀思想传统,坚持中国化发展方向》、冯玉军先生作了《宗教中国化与法治建设》、中国道协副会长袁志鸿道长作了《新时代的道教要高扬爱国爱教旗帜,走好中国化道路》、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主任谢路军教授作了《中国文化的根在道教》的主旨发言。



谢路军教授在大会上说: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,儒释道三教三足鼎立,道教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支,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在目前中国的五大教,即佛、道、伊、天、基中,只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宗教,是最接地气的中华民族的宗教。鲁迅先生说过“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,以此读史,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”;“中国人往往憎和尚、憎尼姑、憎回教徒、憎耶教徒,而不憎道士,懂得此理者,懂得中国大半”;“不读《老子》一书,就不知道中国文化,不知人生真谛”。研究中国道教五十余年的日本道教学者漥德忠在《道教入门》一书的序言中也说:“我认为了解中国人最有效的手段是研究中国固有的道教”。可以说,道教承袭了道家思想,是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。


道家思想为道教的创立提供了哲学依据,古代的神仙信仰为道教的创立提供了道旨,古代的巫术为道教的创立提供了道术。道家思想融合了先秦诸家思想,正如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说:道家是“采儒墨之善,撮名法之要”;东晋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也有类似的言论,曰道家是“包儒墨之善,总名法之要”。宋代的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》中的《经籍志》中说:“道家之说,杂而多端;盖清净一说也,炼养一说也,服食又一说也,符箓又一说也,经典科教又一说也。黄帝、老子、列御寇、庄周之书,所言清静无为而已,而略及炼养之事,服食以下所不道也”。由此可见,道家文化海纳百川、多元汇聚,体现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特点;亦反映了中国早期文化集中反映在道家之中,道家是中国文化的根,恰如李约瑟博士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所说“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,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”。郭沫若先生也说过“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,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,孔家店仅有一个招牌”。这表明在历史上,道家文化曾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,是中国的根源性文化。



谢路军教授紧接着又说:中华文化的根在道教,而道教文化的根在术数。


谢教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道教文化的根在术数:


伏羲创八卦开启了术数学先河。中华文明的始祖伏羲距今6500年前,其创立的八卦可以看作是术数文化产生的源头。河图洛书的出现,进一步说明了术数文化的起源历史非常久远。


重要历史人物与术数关系密切,如黄帝、周公、孔子、姜子牙、鬼谷子、张良等。黄帝传“三式”,即太乙、六壬、奇门遁甲,成为术数文化的最早的范式;托名黄帝而作的《黄帝内经》中也充满了术数思想,正如其中所言的“法于阴阳,合于术数”。周公在羑里演绎六十四卦,孔子慕道而为易作传,姜子牙运用术数思想帮助周朝打败商纣王,鬼谷子传授术数给苏秦和张仪,黄石公传授术数给张良而使张良成为天下第一谋士,诸葛亮运用术数思想为蜀国建立出谋划策,郭璞的《葬书》奠定了风水学的基础,袁天罡与李淳风为唐朝的江山用术数学精心打造,邵雍成为一代术数学的集大成者,刘伯温用术数学为明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,曾国藩的《冰鉴》成为现代人研究术数的必读书目。以上人物种种,说明术数文化贯穿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。


术数学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术数学有深厚的民间基础,山,医,命,相,卜统称玄学五术。山术又称仙术,是修心养性、锻炼身体的秘术。医,即方剂,针灸,灵疗。命,就是预测人类命运的各种方法。卜,是通过卜卦预测未来时局变化。相,包括天相、人相和地相。当今时代“玄学五术”的思想在港台地区也有着广泛的流传。今年的2018年3月18日(农历二月二龙抬头)在河南周口市淮阳举办了祭祀中华始祖太昊伏羲大典,当天自发参加祭祀的群众达到60万人之多,而且早上五点多钟下着细雨,大家冒雨参加不辞辛苦。在伏羲庙的周围到处是朝伏羲庙跪拜的群众,裤子湿漉漉的,脸上都是雨水,那场面感人至深,说明伏羲文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,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文化,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。所以说术数文化的根在民间。


术数学中的阴阳五行、天干地支相互联系的观点决定了中国人的看待问题的基本方式。楼宇烈先生说: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就像一个太极图,是整体关联、动态平衡和自然合理的。中国人重视这个一以贯之的“道”,认为万变不离其宗。整个宇宙处在一个全息的联系当中。这种全息理论体现在佛教华严宗上面就是“一即一切,一切即一”的思想;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比丘在《华严奥旨妄尽还原观》中的“三遍”思想,即说:一尘普周法界遍、一尘出生无尽遍、一尘遍含空有遍。一个小小的微尘可以反映世界的普遍联系,说明了术数学重视联系的观点决定了中国人的世界观。


术数学中的象数思维决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。术数学中的象数思维是由《周易》中的“观物取象”决定的。而“观物取象”是《易传》的最基本的哲学思想,意谓模仿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,确立具有象征意义的卦象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曰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;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,而拟诸其形容,象其物宜,是故谓之象”这段话指明了八卦等《易》象由观物取象而成的过程和方法。《易·系辞上》曰:“圣人设卦观象,系辞焉而明吉凶,刚柔相推而生变化。”又云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然则圣人之意,其不可见乎?子曰:圣人立象以尽意。”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有其独特性的一面,其特征是构建了一套通贯天、地、人三才的象征符号系统,是典型的象征主义宇宙观,其中象与数在中国传统的象征哲学体系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。可以说,象数思维决定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。《周易》之所以为群经之首,就是因为它创建一套贯通天、地、人之象的体系;以卦象、爻象、言象模拟物象、意象,为认识把握世界提供方法。《周易》中的卦象、爻象、意象、物象、言象、天象、地象、人象互相贯通迴互,构成一个象的体系;其象与象之间的互相关联表现出整体性、动态性、关联性、形象性、自然性、合理性、变易性等特征,意在模拟宇宙的造化,为预知性的认知提供认识模式。《周易》中象与数是一体的,正如《尚书引义·洪范》中所说“天下无数外之象,无象外之数。象数相倚,象生数,数亦生象。象生数,有象而数之以为数;数生象,有数而遂成乎其为象。”[1]中国古代的数是源于天象,天数乃数之本。在术数中最基础性的数列九宫数就是源自《洛书》,中医学也取法于河洛之中所蕴含的五行生克之理。无论是内丹道还是外丹道也都强调道与人相互贯通。内外丹道通过天人同构(包括时间、空间的双重同构)的全息理论形式,将终极道体贯通于万事万物及现实的人的存在之中;又通过人身中设定“小宇宙”,以模拟天道运行的大环境,使大宇宙之道转换成小宇宙之道,而大、小宇宙之道是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。这种象数思维决定了中国人追求高境界,正所谓“天地境界”。社科院李学勤先生说,中国文化可以用长、宽、高三个字来形容。所谓的长是指中国文化源远流长,历史久远;宽是指中国文化海纳百川,多元汇聚;高是指中国文化追求高境界,精神超越。


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曾把中国文化概括成三个字,即易、医、艺。易开了中国文化的先河,而易的思想贯穿在医当中,恰如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在《大医习业》中所说:“凡欲为大医者,必妙解阴阳禄命,诸种相法,及灼龟五兆,周易六壬,并悉精熟,方可名为大医。若不尔者,如夜游无目,动致颠陨。”那么,易学象数思维如何体现在“艺”上面呢?有所谓《易》“成天下之文”(《系辞》上)的说法,《易》象的形成、确立与艺术形象的创造有相通之处。“观物取象”说明了“象”是对于宇宙万物的再现,这种再现不仅限于对外界物象的外表的模拟,而且更着重于表现万物内在的特性,表现宇宙的深奥微妙的道理;“象”的产生既是一个认识过程又是一个创造过程。“观”是对外界物象的直接观察和感受,“取”是在“观”的基础上的提炼、概括、创造,两者都离不开“象”;“观物取象”的方式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角度或孤立的事物,仰观与俯察,观大小远近,随观察者的角度而定,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天地之道和万物之情,正所谓象也者像此者也。艺术形象正是对于这些“物象”的模拟,模拟是从“观物”到“取象”的过程,只有观察天地之文以及它们的交感、聚散,才能根据自己的直接感受,提炼、概括、创造出象征物象的艺术形象。中国人艺术的思想体现在中国人的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茶等诸方面。象数思维在文学上的表现尤其突出,五行八卦、离龙坎虎的思想贯穿在小说当中,如《封神演义》就是一部充满术数思想的著作,其中有诗云:“截教门中我最先,玄中妙诀许多言;五行道术寻常事,腾云驾雾只等闲。腹中离龙并坎虎,捉自一处自熬煎;练就纯阳乾体健,九转还丹把寿延。八极神游真自在,逍遥任意大罗天。”《全唐诗》收录了48900多首,作者2200多人;如此多的唐诗,与中国人的象数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;比如说一枝花在大自然中无非就是一枝花,但是象数思维决定了中国人会产生出丰富的想象力。花开花落让中国人想象出人生苦短,恰如南北朝时期的陈后主的《玉树后庭花》所说的“丽宇芳林对高阁,新妆艳质本倾国;映户凝娇乍不进,出帷含态笑相迎。妖姬脸似花含露,玉树流光照后庭;花开花落不长久,落红满地归寂中”。这实际上在历史上被称作一首“亡国之音”。唐代大诗人杜牧曾诗云“烟笼寒江月笼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;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。可见,从落花之象引起人们无限的感伤。何必要等到花落才感伤呢?何须待零落,然后始知空?五代时期禅宗法眼宗的代表人物清凉文益与李璟(唐后主李煜的父亲)在赏花时写诗云:“拥毳对芳丛,由来趣不同。发是今日白,花是去年红;艳冶随朝露,馨香逐晚风;何须待零落?然后始知空”。六世达赖写的“忍得住见你,却忍不住想你”的诗中对花的象的描述更是将花与人间美好的爱情相联,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丰富和感情世界之细腻。中“格桑花开了,开在对岸看上去很美。看得见却够不着,够不着也一样的美。雪莲花开了,开在冰山之巅,我看不见,却能想起来,想起来也一样的美。看上去很美,不如想起来很美;你在的时候很美,哪比得上不在的时候也一样的美。相遇很美,离别也一样的美;彼此梦见,代价更加昂贵:我送给你一串看不见的脚印,你还给我两行摸得着的眼泪。想得通就想得美,想得开花真的就开了;忘掉了你带走的阴影,却忘不掉你带来的光辉;花啊!想开就开了,想不开难道就不开了吗?你明明不想开,可还是开了;因为不开比开了还要累。我也一样,忍得住见你,却忍不住想你。哪来的暗香?不容拒绝地弥漫着心扉”。不必再多举例了。象数思维构建了中国人的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。所以说,术数学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根,它贯穿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,这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点。



[1](清)王夫之,《尚书引义》,131页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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